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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亲归来_新浪新闻

  从戴彬办公室的窗户放眼望去,是一片金黄色的稻田;近处,乡政府的围墙脚下,是职工们种下的白菜。没有车水马龙,没有舞台灯光,戴彬工作的地方,四川省阆中市天宫乡,安静极了。

  一个多月前,38岁的戴彬登上《非诚勿扰》的舞台。身为公务员,戴彬的这个举动,在很多人看来是犯了官场的大忌。有阆中市级部门的官员甚至用“脑子缺根筋”来形容他。

  被集体“灭灯”的结局更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。无论是早晨在小饭馆吃川北米粉,还是晚餐之后到县城嘉陵江边他家附近的咖啡馆闲坐,戴彬都可能遇到陌生人跟他打招呼:“戴乡长好。”

  现在的戴彬已经能够从容应对这些好奇的眼神了,有时候他甚至会主动向好奇的人们伸出右手:“来,我们握个手吧。”他说,他并不在意那些异样的目光,即便是网络上弥漫着调侃他的声音,他也从不去看,“看了那些会很累的。不如该吃吃,该睡睡。”至于领导的看法,戴彬看上去很坦然:我没有影响工作,也没有违法违规,这种事情应该提倡嘛。

  天宫乡的年轻人大都外出打工了,戴彬整天穿梭在田野之中,跟那些留守农村的老人、小孩和妇女打交道。“这里的姑娘20来岁就结婚了,23岁还没结婚就着急得不得了。”而年近40岁仍旧单身的戴彬对于这个问题,总是很淡定:“缘分没到”。

  离乡政府不远的西河塘码头,正在检查水运安全的戴彬登上几个老板合股开办的摆渡船,转悠一圈后,他扯了扯橘黄色的救生垫挂绳,把老板叫了过来:“挂绳都打结了,出了意外还来得及解救生垫吗?”

  根据镇政府领导班子分工,戴彬分管安全、教育、卫生、交通、计划生育等工作。按照“安全生产一票否决”的规则,一个地方要是出了安全问题,当地党政班子在考核中就没有评优资格,成员甚至可能丢掉乌纱帽。戴彬说,安全生产问题就像悬在头顶的一把剑,心里得随时绷紧那根弦。

  11年前戴彬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,迄今已经先后在5个乡镇任职。在许多年轻干部看起来复杂的事务,戴彬已经能应对自如了。

  西河塘村要修一座桥,村干部领着施工老板前来办施工手续,他一眼就看出了破绽:一大摞资料里面,少了一份安全保证金的收条。

  “我必须看到收条才能给施工方办相关手续。”戴彬说,“没有安全保证金,对施工方的安全责任就没有了约束,出了问题就是村干部担风险了。落实好各项手续,这是为了保护村委会。”

  “先说责任。我分管的安全问题不能有半点闪失。比如学校食堂食品安全,每餐有没有留样品,食物有没有发霉,老鼠有没有爬过,我都要去检查。”

  “再说权力小。不是我权欲重,而是老百姓的愿望不是靠我一个人的权力就能满足的。比如修路,我想帮老百姓修,可是需要钱,需要交通部门立项,有时候我也无能为力。更何况我是副职,没有财务权,没有人事权。”

  “事务多,文教、卫生、民政、交通、安全都要管。”而相对应的待遇,戴彬说自己每个月的收入是2200元左右。

  “乡干部不是人们想象的那种吃拿卡要的人。”戴彬试图扭转人们对乡镇干部的陈旧印象。

  这位副科级领导干部经常处在纠结和矛盾之中,上级的要求和老百姓的不理解总是让他两难。比如参保新农合,尽管加入新农合对老百姓来说是好事,但总有人不愿意:我身体好,不生病,为什么要买保险?“一旦生病了,老百姓又常来找政府。天宫乡每年都有十多个大病救助对象。”戴彬说,“更何况,社保工作上级是要考核我的。”

  有些工作则常常让他处在基层矛盾的第一线。有一次,一家种植户的树苗出现疫情,为了阻止疫情扩散,必须采取拔苗焚烧的措施。但是户主80多岁的老母亲死活不让,抱着戴彬的腿大哭,试图阻止。戴彬说:“面对这种情况,我只能说好话劝解,劲儿都不敢使大了。”

  被提拔为副乡长之前,担任武装部部长的戴彬直接找到领导自荐:“我这个年龄正是干事业的时候。”他说:“阆中没人有我这勇气的。”

  戴彬坦言,乡镇干部被提拔使用的几率是比较低的。“我上升的空间不大,副乡长——副书记——乡长——书记,这样下来,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”

  下去办事的时候,戴彬通常是胳膊夹一个手包,手里拿着一个手机。工作的时候,他会绷着脸,只有回到他那间办公室兼宿舍,才会显示出放松的一面。午睡的时候,他会突然从床上蹦下来,去翻看一份文件,仅穿着秋裤。

  网络上关于“非诚勿扰副乡长”的争论暂时平息了,一切似乎正在回归往日的轨迹。办公桌上依然摆着文件夹、方便面、烟灰缸,还有桌面图片是天宫乡“风水棋盘”的电脑显示器。唯一和过去不同的是,办公室的藤椅上多了厚厚的一堆信件——这是《非诚勿扰》延续至今的影响。不过那些信绝大部分不是来示爱的,而是来向他索要他自创的“荨麻疹”偏方的。